杨春光，诗人、诗评家，1956年12月28日出生于辽宁省盘锦市。1976年底，应征入学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1980年，被分配至部队从事情报、政宣等工作。1985年底涉足诗坛。1986年3月主编全国第一家军旅诗报《新星诗报》。1987年初在海南岛主持召开“全国文学社团首届大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1989年9月9日因参与“学潮”被捕入狱。1991年获释出狱后，致力于后现代先锋诗歌的写作和理论研究。1994年3月与高鹏举在河南创办《空房子诗报》。1996－1997年，编选并公开出版《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大辞典》等。1998年9－10月只身投入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1998年10月11日在辽阳遭“暴徒”袭击，险些丧命。2002年8月在友人资助下购买二手电脑上网，并开办“空房子诗歌论坛”。居盘锦。
《撕裂自己的伤口》
撕裂自己的伤口 撕开自己的肚皮 看看里面全是内伤的伤疤 看看里面全是如羊一样塞着的草 可吻腚却还要压倒你的一切？！
撕裂自己的伤口吧 撕开了一个中国尚未解决的肚皮问题。
打开腐臭的冰箱 彻底扔掉臭鱼烂虾 彻底打扫霉变的食物与菜
再进一步打开门窗 彻底放掉赖着不走的被污染的空气 彻底清除一个个成精变妖的满天飞尘 再去街上打开垃圾箱 彻底铲除成吨的避孕套 彻底打死 已经如疯狂暴徒一样泛滥成灾的胎盘
由此上溯四十余年 再进一步打开官场 然后再去打开老百姓的舌头之门 可见那里已经烂如肉饼!
《头颅龟缩的时代》
在洗头房 最好洗的不是老大 而是老二 但要以老大为名
在洗脚房 掰什么脚丫子 只有掰开裤裆时 老百姓才算挺起腰杆子
至于宾馆包房 那是一般干部的裤裆托儿所 浪费的精子流成了长江与黄河
凡是真正的大款裤裆都在包二奶中磨破 而大官却能准确地把小秘的裤裆穿透
这个头颅龟缩的时代 是一个只会在裤裆里坐好天下的时代！
《黑铁年代》
黑铁年代 连空气也是铁的 人们的每一口呼吸都像凿铁一样
为了挣钱活命 老百姓都得管钱叫爹 可这些爹即使你叫上一万声 他也不会为穷人心软
上层天空是最大的铁板一块 压得人们越来越上山“钱”紧 全国多数人只好当罗锅下岗（守空铁）
黑铁年代 最大的黑铁坐着180亿人民币上天了 地上的老百姓却要为着吃饭问题去静坐示威！
《再论后垃圾时代》
前垃圾时代 垃圾遍地也不准你拣 谁拣垃圾卖钱谁就是反社会主义
后垃圾时代 从拣垃圾卖钱到拣人肉垃圾上市 人肉垃圾普遍开花结果了 只有精神垃圾还到处乌烟瘴气
这就是后垃圾时代 下半身垃圾到家 上半身垃圾却要守口如瓶 还说什么全国无垃圾
再论后垃圾时代 再好的垃圾飞到太空上 也还会落到地面上来（？！）……
《他留下了什么》
他留下一堆人格之骨 不会让人当成臭狗屎卖掉 他身后是一堆堆世代生息的人民 人民继续啃他的这根硬骨头生活
他留下什么 留下一盘肉芽菜 为继续整他的人拿去当上等菜算了 但他的屎可要留下来去大面积地肥沃老百姓的庄稼地
其实这个杨春光能留下来的全是屎了 他面对贪官根本不尿 他面对人民的美女即使尿上百遍也不嫌臊
这样的杨春光在全国已经不止他一个了 你们当官的别看着头疼就行！
《长人论》
长人，专门食小人的长人 你顺着风流长，你是越长越高的长人 你看不见小人 你不以为小人活在世上 你不认为小人能成什么气候 你没看到小人正借着你的高梯往上爬
长人，专门喂小人活着的长人 你顺着雨水长，你是越长越大的长人 你听不见小人 你不感觉小人走在地上 而小人就钻着你的这个毛隙孔长 甚至附体在你的睾丸上、子宫里
长人，专门激小人长大的长人 你顺着雷电长，你是越长越宽的人 你捏不到小人 你不意味小人占有空间 而小人就溜着你的这个汗腺长 甚至钻营到你的小便上、屁眼里
长人，专门拔小人长高的长人 你顺着乌云长，你是越长越壮的长人 你挖不到小人 你不认为小人没有不行 而小人就摸着你的这个曲折长 甚至掌握到你的人民币上、枪杆子里
等有一天小人打倒了长人了 长人也还是不知道是谁搞的鬼!
《我在包皮里生活》
我在包皮里生活 但我不会总受窝囊气 大丈夫能屈才能伸 每一次挺起都能顶天立地
我在包皮里生活 一生上上下下、坎坎坷坷 为人奉献的精力滔滔如长江黄河 铁马饮血，走过千难万险
我在包皮里生活 脑袋在裤腰带上干 越有压力越把头颅高扬 越是黑暗越不怕裤裆封锁
我在包皮里生活 我为追求阳光而被阳光所限制 我为寻找高潮而被高潮所吞没 我生活在无底洞的最底层
我在包皮里生活 我每天的生活不会与正常人两样 但我想舒服的—— 也必须能让别人舒服……
《对此，我只能说不（节选）》
——致发星先生的一封信
■杨春光
你信上关于整理“杨春光现象”的想法与计划，我表示理解并继续支持。但有关我“政治写作”问题，我不能完全苟同你的意见，有的地方我们还存在着根本分歧：
一、我的东西被“诗坛”的埋没，这是“顽癌”所致，也许没救了。我宁可被埋没，也不向这种顽癌的时代投降。这个诗歌“顽癌”时代注定死去，我不能跟着她走出自己的埋没，而到屠戮的地面上来死亡。我要在埋没中生长出抵抗的芽子。虽然我不能现在就把压在身上的大石头推翻，但我将这样顽强地抵抗着、活着和生长着，也不管这将是多么迟到的新生，我都终不会向这块大石头低下头来。我知道自己的实力会比别人更清楚，没这个自信干嘛要当诗人（以这种精神种菜也会种出每年能得上万元奖金的劳动模范来），干嘛要为这个屎界种诗屎呢？我的诗就是用放屁说“不！”的诗歌“历史”。这样，我的诗写提交给当代“诗坛”的不仅仅是一种范式或模式，也不仅仅是提供一种鉴别与欣赏的资料意义，而是给这个时代的来自下一个时代才能发出的不同声音。
二、我的诗写采用的不是激情式抒情方式，而是激情式叙事方式。你可带着我的“误导”去重读我的文本即可甄别你的定论了。叙事方式呈现故事情节，没有抽象和意义结构，也就没有抒情性，更扯不上抒情方式。但由于我采用的是激情式，其激情式的选材必然是亢奋型类的故事情节，其故事情节又必是让人读后而产生了抒情的。这种抒情就不属于文本在场的抒情了，而是非在场（读者）性的抒情了，即是读者接受后的读者抒情创作而已，如此就不能说我的文本就是抒情文本。文本还是叙事文本。我的这种文本基本上都破除了形而上学的在场性，而没有形而上学即意义在场（文本），乃何谈抒情？而抒情方式就大不相同了。抒情方式是渲泄意义理念，并很少有具象和形式结构，是着重内容的写作。这就是抒情文本和叙事文本的区别。我是历来主张反抒情的，即反对用在场的形而上学写作的实践者。因此，我的作品是以能指解构所指的写作。这种写作即是：以情节句式解构情理句式；以复调的形式摧毁复调的内容；以亢奋的审丑姿态拆除兴奋的审美架势；以现实当下的魔幻故事破坏超现实的保守历史的虚假抒情；以严厉无遮无蔽的批判现实态度铲除所谓的“严肃主题”……等等。目前我采用的多为明喻写作，使语境尽量做到透明。但我仍质疑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因为诗歌的本质是永远隐喻性的。
三、我选择“战斗型”的写作，这当然是冒险的。话语也应该是我们的，我们有话语权力，因为我们也是人。我们“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个“特权” ─—興论是我们的权力，无论何种制度的国度。我因此所坚持我们的话语权力，我承担了它所带给我们及我们亲朋的不幸遭遇。这种遭遇最让我痛恨的是我的作品受到多重拒绝。我写诗就是运用我掌握的艺术话语权力进行我的自由表达。这种表达既是天赋人权，也是人赋人权。我从1985年开始写诗，做了一年不到的军旅诗人，随后即转入为心灵自由表达的写作，从而成为被“诗坛”埋没的“地下诗人”。
四、我的理论与诗歌实力只能证明这一点：我是绝不做“投降派”的诗人，我也是与中国传统诗歌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诗人。当然，我也是接受中国传统诗歌和当代先锋诗歌的营养成长起来的。第三代诗人的形式写作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而黄翔诗歌精神给我遗传的是诗人人格的骨头，其次才是北岛的话语传统。我是集各路先锋形式与锐气于一身的，并把其锋芒发展到了极限，即在“性爱”与“政治“这两个最大禁区上全线突破。如果说中国诗人可以说“不”，我是最顽强地以“不讲道理”的诗歌主张、以“破坏即是建设”的原则、以“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的战略和以“十反”等彻底反文化、反价值、反传统的方法而大胆说“不”的诗人。
我想你会理解我的用意和我捍卫的是什么了――
第一，我不能避开对“政治”的批判与社会形态的解构，即不能避开与“权力话语”的对抗。我始终奉行福楼拜的一句名言：“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当你用非权力解构话语（文字）解构权力结构话语（文字）时，即为新的话语（文字）权力。这就是我所说的“破坏即是建设”。
第二，与你期望我在语言技巧上进行转型的愿望恰恰相反，我以为我已从“第三代”的的语言模式而转变为个性化语言，即语言不再逃避群体话语和公众话语，也不再逃避公众象征而开始大量使用公众象征了。现代主义逃避传统，在非传统上进行写作，最后还要二度还原，不仅回到传统上，而且还要指归传统的一元化。我的后现代主义写作充分利用或者尽可能发扬传统，在传统上进行写作，最后解构传统，指归现代，而且不再二度还原，主张破坏即建设，即破坏了什么传统就建设什么新传统。
第三，正因为诗人就是诗人，正因为取消名利争夺，正因为离开依附“政治”左右的庸俗炒作，我才选择了危险的、命定失去名利地位的写作之路。所谓诗人之所以就是诗人，不是说诗人不应有政治信仰及宗教信仰，而是以为诗人的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诉求应该通过艺术文本来表达。
你所建议的走两条路，我看不可苛意这样求之。我主要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理论家。你整理我材料的两部分，我同意，并同意你策略地操作方法，我等着。即使你将来出不了我的专号，我也会感谢你能把视界放在我的身上。把我的写作现象认定为“杨春光现象”。我也认为我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有一定争议的人物，但我目前还不够成熟，我还要潜心创作和思考，甘于孤独和寂寞，即不打算专门花精力去过早、过急地炒作自己，那样会耽误和浪费我的正值青春期创作的才能。我坚持大器晚成，哪怕死后出名更好！但我原则上不能苟同你的“文化政策还未彻底开放”，所以“还得慢慢来”的说法。这个说法在策略上可以说通，但在原则上绝对说不通。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不经争取和努力，开放的“文化政策”不会自己跑上我们门前。所以—— 对此，我只能说不！
2000年11月6日于盘锦蓝屋子
■杨银波
杨银波：结识了郑贻春之后，我才知道你的情况。你被埋葬得实在太久，你也讲过“杨春光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的话，2004年你看有没有戏？
杨春光：是的，我被主流媒体几乎整整封埋了二十年；况且我一直没有死，我是作为一个顽强活下来的人而被他们“活埋”的。直到2002年8月，我才在我的挚友郑贻春先生的资助下，购买了二手电脑上网，于此才先后与国内的前卫诗歌理论家、新锐学者张嘉谚和流亡美国的著名诗人黄翔以及流亡自由作家铁风等取得联系，使我逐步与海内外的先进自由民主知识分子接轨，这样我被封埋的主要代表作品才开始在海内外网络上得已出现。在这以前，我的主要作品或代表作，全部被大陆的官方、民间和知识精英们共同拒绝。现在到了网络时代了，这相对于印刷时代要自由得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2004年，“杨春光的时代”还是不能完全到来，但相对会开始启动。所谓“戏”不会太大，但可以上演了。
杨银波：有人评论你的“文字功力，也非常精深，超过李敖”，但李敖时常受到政论家和历史学家的批评，而现在你成为“大陆李敖”，觉得是悲还是喜？
杨春光：我对李敖非常推崇和敬佩，他的毫无顾忌的文化批评精神和自由斗士姿态，对我深有影响和鼓动，但他对极权者缺乏批判，是我所不齿的。……。李敖主要是一个斗士，他的文章还很少或没有公正客观地对“党”和“党”方面加以理性的区别……
杨银波：也就是说，李敖的文章缺乏对极权本质的认识和对其事实的深入揭露与批判。
杨春光：不是“缺乏”，而是“严重缺乏”。在这一点上，李敖与金庸有某种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金庸是“真正的犬儒”，而李敖只是“不慎的犬儒”，整体方向还是一个自由斗士和文化先锋。不管怎么说，李敖给大陆知识分子界还是一个斗士先锋形象，给我个人正面的东西远远超过那一点瑕疵。……。综合来讲，我认为我能成为“大陆李敖”，还是喜甚于悲。
杨银波：好，下面要谈的就是“当代李逵”。李逵可是拒绝招安的代表性人物啊。
杨春光：是的，我历来推崇李逵拒绝招安的绝不投降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我从小就读《水浒》，恨透了宋江之流。我每一次走向悲剧的一步，都是我自明的，绝不是无意识的结果。我的大学毕业的同学，现在都已经是师级干部了。即便是我在家乡的中学同学们，也大都已是地方政府的处级干部了。我如果不是自明走向悲剧，我的条件和资格当然都比他们好得多。在部队我登上诗坛后，很快就在军队军旅诗人中出了名。1986年，沈阳军区特别调令我去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做专业军旅作家，可我当时正在主办民间军旅诗报《新星诗报》，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当专业作家的升官发财的机会，这对别人来讲肯定是千载难逢的提拔之路，但我却坚定地走向了民间的业余创作之路。我还因此在部队党员生活会议上历次受到“不服从领导分配”的严厉鉴定批评，被大家称为书呆子和老傻冒。
杨银波：据说不久之后你还遭到了某最高级领导的点名批评。
杨春光：那是1987年的事情了。当时在海南岛召开“全国首届文学社团大联合会”，本来我接到通知时，已被当局严令取消，部队首长也严令我不要再去。结果我还是选择了“擅自前去”，因此遭到军内公开点名批评，并在全军上下公布对我进行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降薪的处分通报。我因此遭到了半年软禁不说，还在政治上从此受到了严密监控和不再被重用的人生压制，也从此完全成了民间异议人士，在诗歌道路上走向了彻底的地下，成为了民间诗歌运动的“匪首”之一。
杨银波：然后你这个“匪首”就一直发展到以诗“警世”了。
杨春光：是啊。我公然站出来以诗“警世”了，这是在1989年“学潮”之后不久的事情。……
杨银波：你于是从情报军官转变为抗“暴”诗人了？
杨春光：这是循序渐进的结果。我当时的文学写作，完全是由我在边防前线的极度寂寞生活引起的。孤独而简单的部队文化生活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要，再加之我一直对文学的偏好，使我拿起了文学创作之笔。通过文学艺术视野的不断开阔，我才对思想哲学等领域开始更深的探索与追究。这可以上溯自大学读书时的解昧极权专制极左思想开始，到我真正拿起文学创作之笔的时候，我才由量变到质变，特别是“全国文学社团首届大联合会”之后，我才全面放弃主流思想的支配。这里有个转折点……
杨银波：文学革命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变革的来临？
杨春光：我的看法是：有了文学文化的革命，也就不用愁社会变革的随时到来；没有文学革命的前提，社会的多次民主变革，甚至包括各种革命，最终不是失败就是专制的胜利，再不就是初期民主的难以巩固，或被假借民主的招牌而葬送初期民主的结果。……
杨银波：这就是说，文学革命基本上是和平文明革命。
杨春光：对。文学革命是属于非实用哲学范畴的领域的，它即使是革命的工具，那也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社会实用哲学领域的“武器的批判”。……。况且，现在网络时代已经到来，为文学革命提供了最佳天赐良机和最直接的丰厚的文明开放土壤层……
杨银波：你是指“网络时代的文学革命”，或者说“网络时代的新文化运动”？
杨春光：没错。你看啊，现在中国网民接近8000多万，不久拥有一亿多网民不成问题。民主政治时代的到来，其最关键的标志就是相对言论自由，而相对言论自由的“最关键”之处就是文学文化的基本自由，而文学文化的基本自由的“最关键”之处又是诗歌艺术的“环境”状况有一个相对的自由。我所说的“杨春光时代”，指的就是这个时代……
杨银波：由此，你是不是也准备创办网络媒体？
杨春光：当然。首先，我要适当地办一点文学诗歌刊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首先创办和影响并参与文学诗歌艺术的自由网站和论坛。其次，积极创办和参与各种具有民主自由倾向的思想与新闻的网站网坛，而且以国内为主、以国外为辅。因为自由民主的变化主体毕竟在国内，而国外重点是发一些国内实在发不出的声音。在国内，我已经创办了“空房子诗歌论坛”。
杨银波：不过现在诗歌“伪民间”太多，比如犬儒主义、投降主义等等。大陆诗坛在这个问题上严不严重？
杨春光：在大陆诗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热门之争。可是斗争的双方却都是犬儒的。一方是伪知识分子写作，一方是伪民间写作，因为他们双方的关键之处都是逃避政治写作，也就是不敢对官方极权政治体制进行批判的写作，或者根本还是歌功颂德的写作。……
杨银波：那么你上网之后对这种现象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呢？
杨春光：上网以后，由于我的果敢冲决和带动，加之与我同道诗人的共同努力，现已基本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批判主义写作潮流。在大陆诗坛，虽然以批判主义为主旨的真正的民间写作已经从网络上开始崛起，但犬儒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伪民间写作加之御用文人的写作还是占着诗坛的主流地位，“伪民间”这个问题还是十分严重的，严重的是他们做伪民间而“许多人”还认同他们。
杨银波：你一共主编过多少种民间报刊？这些民间纸媒以及你的作品是不是跟过去的李敖一样大部分被禁？
杨春光：我走向编辑民间报刊的生涯，是《新星诗报》开始的。虽然从此以后我不便直接出面编刊办报，但全国不少民间诗歌刊报实际上由我编辑或组稿，如河南的《中原风》，先在海南岛后在湖南的“大联合会”的会刊《飓风》，山东的《新星文学》，黑龙江版的《新星诗报》，辽宁丹东的《鸭绿江诗报》，先在海南岛后在湖北的《青年诗人报》，辽宁盘锦的《新潮诗报》、《香稻诗报》与《爱心文学》，以及河南驻马店的《空房子诗报》等。这些报刊都是才办两三期或者创刊号刚刚出笼就被勒令查封了。我坐牢前后在全国大张旗鼓地编过《第三代诗人力作精选》丛书和《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大辞典》等，前者被查禁，而后者经正规出版后又被公安机关以莫须有罪名几乎全部没收销毁，使我前后损失10多万元。更严重的是，因此在全国许多不明真相的诗友们心头产生了种种误解，直到网络时代我才得以解释清楚。我个人创作极其勤奋且高产，仅仅是我和我爱人在2002年经打印整理的主要诗文集就有10卷本，每卷约40万字，合计约300多万字，但至今没有经济能力自费出版，也似乎没有任何公开出版的机会。
……
杨银波：可以向我讲一下你在1989年9月9日被捕时的情况吗？
杨春光：那次被捕，可能是“学潮”重犯中最后一批被捕的了，因为在7月份基本上该抓的都抓了。我被捕后立即被单独羁押到外地看管，后来看到同案犯受到与刑事犯同样的非人待遇和折磨，我便为争取同案犯能吃到细粮和少受非人折磨而绝食抗议。我绝食到第七天脱水昏迷过去……我的同案犯相继在半年之内都释放了，只有我坐了一年的狱期。
杨银波：据说1998年10月11日你在辽阳被打？
杨春光：我想那是有动机、有计划和有预谋的“犯罪”作案。……。我在与“暴徒”搏斗后造成脑部裂伤十几处，缝合三十多针，面部右眉骨处有明显的创伤，缝合十几针，右眼全部臃肿，看不见东西。……。好在大难未死。
杨银波：你获得过“世界自由作家评奖委员会”2002年度候选人提名，当时是怎样获得提名的呢？
杨春光：那次提名主要是通过旅美著名民间诗人黄翔等人的大力推介的结果，但我没有被授予。这说明我的条件和资格还不够，还须继续努力。
杨银波：最后问一下，你太太才二十多岁，她能够感受到你作为一名“敏感性”诗人将带给她的心理压力吗？
杨春光：她是比我小了几乎三代的人，但我们现在没有明显的代沟。她是一个古典型的温柔贤惠的，没有脾气也没有俗气的，一个很少见的心地善良的美丽好女孩。我遇到她简直是神仙的造化和天赐的良缘。我们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小宝宝，虽然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在经济上已经达到几乎崩溃的边缘，但我们在相依为命中，彼此毫无怨言，至今也信守如初，而毫不动摇。她仅仅是个初中毕业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对文学、诗歌与政治也不懂，所有的，只是对我的感情，和对一切正义与善良事业的与生俱来的本能理解和良知支持。她也本能地知道我的“危险性”，有小孩后也常常叮嘱我要为孩子着想，但她从来都相信我会为之好好把握的，对此不是那样庸俗和怨言颇多，除了默默无声就是笑脸盈盈。以往女人都是在这方面不能容忍我才分裂的，她可能会是世家女子中的一个天生尤物的例外吧。
［选编语］
编校杨春光的诗文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为，他显然不会周伦佑的那种将“剑”藏在平常的文字间的能耐，同时，他还缺乏聂鲁达的那种在吼叫声中归宿宁静之林的起码的语言保护意识。所以，他始终是一块很硬的石头，在或许能够砸死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会粉身碎骨。何况，他往往不能准确地砸准目标。所以受到伤害的往往只能是他自己。柔则易生，刚则易夭，我想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仿佛丝毫不注意这一点。
所以，杨春光的作品便有了与众不同的“志向”（我想如今绝少能用这个词形容一个人的作品，但用在杨春光身上相信是合适的），特别是近二、三年，他苦苦形成了他的“杨春光现象”。显然，做为对诗歌艺术有着相当严格趣向的嗜诗者，我极度地不欣赏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完全的原始的直接的“裸体主义”，但做为一种“实”不多见的诗歌原生态的符号，我愿意将他放在这里。
